4月22日下午，世界读书日的前一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平台的法律规制”沙龙在学院路校区9号楼401会议室举行。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赵鹏教授作了题为“平台经济与公法规制”的主旨演讲，并举行了《平台经济与公法规制》新书的发布。本次沙龙汇聚了公法、私法等多个学科及实务部门在平台规制方面具有研究和思考的专家，围绕平台的法律定位、权力来源、注意义务边界、正当程序以及当前平台规制的焦点问题展开了热烈的对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龙卫球教授出席了此次沙龙，就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进行了精彩点评和总结。沙龙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洪海老师主持。

主谈内容

赵鹏教授的报告围绕平台公法规制的逻辑从四个方面展开。他指出，早期互联网治理以私法为主，平台被视为中立“通道”，“通知‑删除”规则为其提供了责任避风港。但随着经济活动高度集中于超级平台，平台通过用户协议和规则行使事实上的“自我规制”权力，封禁、限流等操作已不仅涉及合同纠纷，更可能触及用户基本权利。由此，公法规制框架开始叠加于私法责任之上。

赵鹏教授强调，公法不应要求平台杜绝每一个违法个案，而应聚焦于“系统性风险控制”。判断标准是平台的整体风控机制是否达到行业通行的“最佳实践”水平。在规范平台权力方面，他提出关注公示出来的平台规则与实际执行这些规则的算法之间的“落差”，发展“技术性正当程序”——对算法系统整体评估，同时对封号等对用户权利影响重大的行为保留人工复核等最低限度的个案程序。他总结道：公法规制一方面要求平台从系统结构上降低风险，另一方面须同步发展约束平台权力的规范，两条腿并行，才能走稳平台治理之路。

与谈环节

在随后的与谈环节中，各位老师从各自学科背景出发，围绕赵鹏教授的报告及其新书《平台经济与公法规制》展开了深入交流。

周学峰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平台比作工业时代的“工厂”，认为平台代表着新的组织方式与生产关系，其发展往往建立在对传统监管规则的突破之上。政府应借助平台实现规制目标，但需警惕“平台万能”的误区。这一类比揭示了平台关系的本质——从合同关系转向事实上的组织关系，公权力干预应基于效能标准动态调整边界。

孔祥稳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指出平台责任正从个案处理转向系统性义务，公法介入的核心是设定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警惕“寒蝉效应”与加剧竞争限制的负面效应。平台治理的视角存在“权力观”与“义务观”两种路径：前者用于约束平台权力，后者用于调整政府与平台的关系，二者需结合使用。

迟舜雨教授（中国政法大学）从法经济学角度剖析了平台的高度杂糅性。平台关系不断演变，兼具市场合同关系与内部组织关系双重属性，平台的角色定位亟需明确界定。平台构建了独立于国家法律之外的内部秩序，因此需要公权力介入监管。监管模式也应从粗放式类型化规制转向实质化判断路径。

丁道勤先生（抖音集团）结合实务指出，平台的法律定位是根本问题，平台治理措施的法律定性以及“监管‑平台‑商家‑用户”良性生态的构建是当前难点。

刘权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提出平台规则不应视为格式条款，而应作为特殊规范类型进行治理，平台处罚权本质是制裁行为，应适用正当程序和比例原则。这一观点呼应了“权力观”与“义务观”的区分，但需注意公法规则引入的边界与成本。

康宁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转型的故事”“历史的故事”“中外的故事”概括赵鹏教授的研究，指出公法规制者自身可能也警惕过度的规制。考虑到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需要，私法的积极性作用不容忽视。公法规制的取证难题、具有公法属性的合同约定等等，都体现着公私结合的复杂性。此外，个人信息之外的企业经营数据、公共数据、衍生数据等值得进一步关注。

赵精武副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认为平台分级分类的方案可能随技术迭代而失效，需要关注未来智能经济的发展方向，平台的“声誉修复机制”是公私法治理的关键接口，他主张公权力介入应保持谦抑，经由私法层面安全保障义务的动态适用，实现平台的善治。

王正鑫老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关注政府自身的“平台化”趋势，提出传统合法性控制机制在数字时代面临挑战。权利让渡后如何通过规则加以约束，是外部性权利配置的关键问题。

高琦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从国际私法视角提出平台注意义务的“适合标准”有待明确。沈洁和吴兰两位同学就正当程序的具体适用和平台权力的来源与目的进行了现场提问。赵鹏教授在回应中进一步厘清了平台权力的三重来源（立法授予、用户让渡、事实性权力空间），强调“合作规制”是未来方向。

龙卫球教授在总结中再次强调了平台规制议题的重要性，称赞赵鹏教授的著作为平台规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期待后续更深入的跨学科对话和更多研究成果的问世。

左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2025级宪法与行政法硕士研究生 沈洁

右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2021级宪法与行政法博士研究生 吴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