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高全喜教授应邀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栏目主讲《清帝逊位诏书与中国宪政之路》，6月2日正式播出（观看地址为http://phtv.ifeng.com/program/sjdjt/）。
讲座以高全喜教授的近著《立宪时刻—— 论清帝逊位诏书》为主线展开，该书从政治宪法学的角度对中国共和革命起点上的《清帝逊位诏书》的思想史与宪法学意义进行了深刻剖析，总体呈现了作者的“保守改良主义”史观和“宪制发生学”进路，在辛亥百年的纪念风潮中独树一帜，刺激学界重估百年共和史的关键缺失和深层智慧，同时也标志者作者经由厚实的政治思想史关怀而渐然转向百年立宪制度分析取得了初步成功。该书并以简繁体两种版本在海峡两岸共同发行。
附：
核心提示：清帝逊位终结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开启了中国民主宪政之路，他的意义是划时代的，历史的更迭以这种和平的方式向前推进，恰恰体现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传承下来的从容的政治智慧。
王鲁湘：学术前沿，思想对话，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也就是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带着6岁的宣统皇帝在养心殿举行了最后一次朝见仪式下诏逊位。这一时刻终结了中国长达数千年的王制历史，而此时在紫禁城的高墙外面正发生着一场风云际会的历史剧变，无数的英豪枭雄各种的主张主义由此登场，此后的中国近现代史被“革命”二字主宰。清王室黯然离去的背影和那张薄薄的《清帝逊位诏书》都成为被革命翻过的一页。然而，在高全喜先生看来，这个时刻并不仅仅是旧朝代的终结，更是立宪建国的开启。他提出清帝逊位不啻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它对于现代中国的建立有着不亚于辛亥革命的重要意义。为什么说清王室的退位是屈辱的也是光荣的，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建国与人民制宪，100年过去中国的宪政之路前行了多远。今天我们的《世纪大讲堂》有幸请到了高全喜先生，大家欢迎，我这里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高全喜先生。
解说：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早年师承著名哲学家贺麟先生，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和宋明理学。26岁即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经过十年沉潜，学术研究转向法理学，政治哲学和宪政理论，并最终落足于中国现实问题，关注中国古今之变，以及现代中国立国之道的探索。在中国宪政史研究上，高全喜对《清帝逊位诏书》，这份几乎被辛亥革淹没的历史文献，作出了大胆而有创建性的宪法意义上的评价，让人在震耳欲聋的革命风雷之后，重新思考改良主义立宪建国的历史可能，以及现代中国和共和制度的含义。
王鲁湘：谈到现代中国啊，共和制度的建立，往往是要提到辛亥革命，因为我们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然后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是吧。那么去年轰轰烈烈地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两岸的史学界的话语中间几乎都是一致地对辛亥革命作出了高度的评价，那么您怎么会特别地在这个中间关注到这个清帝逊位的这样一个历史时刻，这个历史时刻我们知道在去这一页史常常是被作为一个背景性的东西轻轻翻过的。
高全喜：是啊，就是说在国共两党的革命史观中，对于辛亥革命都是认为由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创建了一个现代共和国，这一点是没错的，但是问题在于一个现代国家的构建本身它是一种建立革命的否定的逻辑，不足以建设起一个现代的共和国，因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建立是需要着一个宪制、宪法，通过宪法来构建一个现代国家，那么在这个现代国家的构建中，除了革命这样的一个否定性的、正当性的力量之外，是不是还有另外的力量和它共同构成了一个折中、对冲和合作，来共同构建一个现代国家呢。我觉得近几十年来，国共两党的历史观，尤其是围绕着中华民国的历史观的这样的一个总结和梳理就是遗忘了，实际上我们在中国历史中确实发生着的一个从晚清以来的立宪改良的这样的一个建国的一个传统。
高全喜：对，这个不能单说是起点，它既是一个终结，又一个新的现代国家的起点，它是一个古典的，君主立宪制的旧王朝的一个改革的终结，但是它作为一个现代的，新的现代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起点，我觉得清帝逊位中，具有着这样的一种双重的含义。
王鲁湘：双重含义，所以您说这个清帝逊位既是屈辱的，同时又是一个光荣的，是吧。它屈辱的一面是指它是被迫的，一个王朝在他们手里头终结了，对吧。光荣的一方面，它是开启了新的历史一页，而且这种开启的话是用了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
王鲁湘：那么就是有些人就认为，当时候的清帝逊位是在革命的情势之下，所做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被迫的选择，并不具有它的这种历史主动性，那么它怎么会有光荣性呢？
高全喜：曾经有历史学界、政治学界的不同的读者和朋友都给我提出这个问题。
高全喜：说是在历史学家看来，在政治学家看来，这样的清帝逊位不就是一张纸吗？不就是隆裕太后和溥仪皇帝在懵懵懂懂，在又惊又怕的这样一个状态下稀里糊涂地就签署了这样的一个协议，它是有你所说的那种意义吗？我觉得对于历史中的一些重大的事件，重大的典章，我们不能单纯地只从一种视角来看，就是说历史学它追溯的是一个历史发生过程的真实，它强调的是真假，但是历史本身的意义，历史学家未必能给出一个真正的揭示，而政治学强调的是权利斗争的一个结果，但是从宪法学的角度来说，它强调的是一个建国的理，它强调的是在这样的一个逊位诏书以及这个逊位诏书所隐含着一个现代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它有一个理所在。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和搞历史学的，搞政治学的看法的视角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认为这是一种宪法学的关于现代中华民国的一种回顾，但是我觉得在中国近三五十年的关于辛亥革命中华民国的研究中，从宪法学的角度来切入这样一个现代国家构建的一个著作反思是很少的。
王鲁湘：实际上，我们大家读过近代史的也知道，从清末开始的时候，关于一个腐朽的一个王朝的一个帝制的这样一个政治架构肯定是大家都要把它抛弃了，但是当时也面临了多种选择，其中包括像梁启超先生他们这种保皇立宪的选择，是吧。当然还有包括像孙中山先生他们这种革命的这样一种选择，当然最后是革命突然发生，然后清帝逊位，但是之后成立的这个共和制度的话，很长时间一直也没有走上这个宪政的道路，这是为什么？
高全喜：虽然我们现在一般谈到这个时代都认为是军阀割据，然后社会混乱。实际上回头我们看从政治法律国家构建上来说，这个时期未必不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期，但是这样的一个将近11年时间的制宪过程经过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后来的一系列的制宪过程都是没有做好，所以说我在书中也曾谈到，在这个时间段中，我们的政治精英没有达到像美国的立宪党人那样的政治智慧，那样的一种成熟，甚至也没有达到像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在光荣革命时期那种政治成熟，所以呢，这十年某种意义上来说有点耽误了，后来它的报应就是这十年之后国民革命兴起了。党制国家兴起了，通过一种武装暴力、武装割据，通过党军建立起一个党制国家，那么中国的历史就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
高全喜：对，就是说民国十年，某种意义上说，寻求的还是一个英美宪政的道路，我为什么说它是一种失败的光荣革命，中国版的失败的光荣革命，就在于历史给了我们十年时间，但是我们没有从容的一个外部的环境和内部的政治的成熟，人民没有真正地觉醒来建立起一个共和国，那么最后就是导致了中国进行了，开始了大革命、国民革命，然后孙中山的所谓联俄联共建设一个党制国家、党军。
高全喜：当然还有一个国际的大背景，最后中国走上了一个苏俄革命的道路。那么从苏俄革命的道路一直延伸，那么中华民国的国民党，1928年的国民党的党制国家，一直到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看到这七八十年过去了，所以从这样的一个道路，再重新地转向一个宪政民主的道路，这个道路就历史的条件就是非常的不一样了，艰难度也就是增高了。为什么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道路，我觉得它的源起，我们总结历史的时候，就是民国十年值得令人深思的，但是在我看来开场是一个不错的开场。
解说：在走向共和的古今大变局中，《清帝逊位诏书》将清帝国的统治王权、土地疆域和人民忠诚，以和平的方式合法地让渡给中华民国，这对于现代中国的建立有着怎样宪法与法统上的意义。《世纪大讲堂》，《清帝逊位诏书与中国宪政之路》正在播出。
王鲁湘：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高全喜先生给我们演讲，他今天演讲的题目就是《清帝逊位诏书与中国宪政之路》，大家欢迎。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非常高兴啊，今天能够来到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间来谈《清帝逊位诏书》以及它所蕴含的宪法意义。我觉得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因为去年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的百年纪念已经过去了，在中国人的历史中，似乎现代中国、中华民国是从去年开始建立起来的，去年是我们庆典的高潮，但是实际上，我们如果回到历史的真实状况来说，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1912年2月13号才是清帝逊位，然后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建立起来，所以说今年，100年前的今年才是中华民国构建创始之时，那么在这个时期，我们来谈清皇逊位，来谈中华民国的构建，我觉得这里头是比去年的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的纪念，我觉得是别有一番意义。在如何看待辛亥命，看待中华民国构建的时候，国共两党的历史观都是革命史观，都是把现代中国的建立，把中华民国的构建的中心放在革命上。我觉得革命没有错，对革命的强调也是对。
在一百年前的今天，革命具有它的正当性，但是问题在于革命本身不足以构建起一个优良的现代共和国。它只是现代共和国构建的一种动力因，但是最终它要去通过一种形式，通过一种宪法，通过一种制度把革命的激情，革命的动力转化为一个实在的共和国，而促成这样一种转化的历史的力量，在我看来不单隐藏在辛亥革命的革命党人的这样的一个他的内在精神中，其实也隐含在中国近百年来的另外一条宪政建国的道路中，这个道路中就是从晚清以降的这样的一种改良变革的这样的一种路线，从晚晴的康梁变法到君主立宪制到十九信条到预备立宪，直至到《清帝逊位诏书》。
我为什么主张《清帝逊位诏书》是一个中国版的光荣革命，这里头，大体上这里的核心就在于这种清帝逊位，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曾经有过若干次的皇帝逊位，这种皇帝逊位在我们看来，传统的这种皇帝逊位只不过是王朝轮变，张家王朝转化为李家王朝，一家一姓的这样的一个皇权的一个变化，但是当时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它的内在的精神基础，社会基础，都没有发生本质性的，但是清帝逊位之所以，这份诏书所展示的清帝逊位的它的内在的道理，之所以不同于传统的这样的一种逊位，就在于它强调的是把这样的一个满清的王朝的统治权，或者它的最高的王权主权转让给了一个立宪共和国体，它不是转让给一家一姓之王朝，转让给是一个未来的人民共和国，那这样的话就通过这个逊位就完成了一个古今之变。
这实际上隐含着的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契约，一个立国的纲领性文献，那这个纲领性的文献就确立了未来的人民共和国是接续清王朝的一个正常的和平的接续者，通过清帝的和平逊位，把这样的一个法统和法理移交给了未来的人民共和国，那从法理上来说就是从皇权专制到现在的人民的主权这是完成了一个古今之变的政治和宪法中的大转移，而这个转移恰恰是通过一种和平的方式完成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有人说你这个纸上所体现的东西是不是隐含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主张呢，清室是不是有这个主张呢？就像我刚才和王先生所说的，我们不能够只是看表面的现象，那么从宪法学的意义上来说它是具有着这样的一种实际的效用的，那么这个实际的效用实际上我觉得在下面几个层次中得到展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清帝逊位这样的一个政治契约，我们可以看到就有效地节制了革命党人的革命的极端主义，以及回应了革命党人那种，企图通过革命来推翻一个旧制度的，这样的关于革命建国和人民制宪的这样的一个否定性的趋势，可以说在当时这个清帝逊位的时候前后整个清帝国的广大疆域，它的边疆地带可以说面临着危机重重。
那么东三省是日俄在勾结企图蚕食，那么内外蒙古、俄国虎视眈眈，那么新疆是俄国和这个英国还有西藏，就是这些地方整个地处在一个大的一个几乎要分崩离析的状态，那么我们看到历史中一个大的传统的帝国，它的瓦解、它的崩溃基本上是就是说是无以为继的，帝国的崩溃是可以说没有后继者，瞬间就瓦解了。但是我们看到历史上，近代历史上那么清帝国，它却是有效地防止了这样的一个帝国，在它经过革命的振荡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瓦解过程。使得这样的五族人民的这个人民得以真正地成为一个中华人民。
那么同样我们整个的清帝国的这么广大的疆域变成了中华民国的一个合法性的疆域，也就是说中华民国它是从清帝国的这样的一个帝国的法统的延续，把它的人民、地域以及主权通过一种和平的方式传承到自己手里。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当今我们和周边（国家）发生国际法的争执的时候，我们经常拿清朝时候的一些条约一些条款来说事，来捍卫我们当时所拥有的地域、主权。
但是问题是我们发生一个吊诡，法理上的一个吊诡，假如我们的宪法如果对清帝国的主权这样的一个主权的转让，和平的逊位没有一个很好的法统的程序的话，那么你现在的这个，也就是说一百年前的清帝国的那些条约和你现在的共和国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
我们看到西方有一个叫新清史学，它主张的就是这个观点，它认为清帝国就是一个多元的一个大帝国，汉族只不过是清帝国的一个殖民地，你殖民地可以独立出去了，那么这样的一种观点实际上，我们要是从现在我们的国际法和宪法中如果不给《清帝逊位诏书》所隐含着的这样的一个从帝国法统到现代人民共和国的法统的流转，以及它和平的转让的正当性给予承认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有效地连接起这中间的断裂，使得我们中国的历史这个历史不单纯是一个内部历史，而是一个整个的疆域和人民的历史，就无以能够回应现在我们出现的各种问题。那么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清帝逊位诏书》它涉及到《宪法》中的结构，一个国家的主权的结构，涉及到《宪法》中的你的疆域、你的人民。在这一点上《清帝逊位诏书》它可以说是为现在的中华民国建立起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发点和一个开局。
解说：《清帝逊位诏书》确认了共和政体和人民制宪，同时又希望在故宫保留类似君主立宪的小朝廷，这二者是否矛盾，在当时背景下又有何意义。从英美式政治革命，折向法俄式社会革命，革命逻辑的选择对现在国家的构建有何影响。《世纪大讲堂》《清帝逊位诏书与中国宪政之路》正在播出。
高全喜：我们以前关于清帝逊位，大家只是强调清帝逊位只是为了换取三个优待条件，那我们看溥议的晚年回忆录的时候，也谈到当时的太后也是说我们签署《清帝退位诏书》吧，那么假如不签署将来连补偿性的这些优待都没有了。我觉得这个内容只是清帝逊位的一个方面，而且在我看来是一个不太重要的方面。因为清帝逊位它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契约实质不在是为了换得一些优待条件，优待条件是它的一个副产品。
我觉得清帝逊位是把自己的统治权转让出去，它的条件是转让给这样一个对象，必须是立宪共和国体，这一点上是清帝逊位所具有的宪法意义的实质。所以我觉得这是清帝逊位所具有的宪法意义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当然具体地考察了三个优待条件，这个优待条件呢大致有对满清皇帝的优待条件，退位皇帝的优待条件，对满清贵族的优待条件，还有对其他的蒙、回、藏贵族的优待条件。
我觉得这里和优待条件里头从法学中是可以有很多的分析和研究，但是我在这里头想提出一点来谈一下子，就是尤其是其中的一点，说是皇帝退位，但是呢他的称号依然享用他的称号，不具有实权，对不对但享称号，不拥有政权，这个意义上而且这个退位中在这个故宫给他建立起一个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小的一个朝廷到底具有什么意义呢？
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一个小的君主立宪，在一个人民共和国里头有一个君主立宪，小的君主立宪制，那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这里头实际上从一般的法理上和一个共和国的宪法中来说，这当然平等，公民平等，对不对，那显然它是违背这个宪法精神的。但是我们看到从中国历史的大转型来说，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机制在我们现在看，在我看来至少来说，它还是留下了某种具有着一线文明载体、文明寄托的这样的一种含义。
我们知道这份《清帝逊位诏书》是出自张謇之手，他是最后的一个状元，他写这个诏书的时候写下这样一条，我觉得在他心目中隐含着的是有一个中国传统中的“存二王之后”，所谓“通三统”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就在于，再回到一个大的宪法问题，一个现代国家的问题，就是一个现代国家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这样一个现代国家，那么人民是有着一种历史的、文化的继承和寄托的，那么我们曾经在近代历史中有过虚君共和、有过君主立宪，那么历史中这一套制度都没有走出来，都没有走通，但是在共和国建立起来之后，那么由于清帝的逊位我们给他一种形式上的尊崇，那么作为一个文明的承载它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失为具有着一种文化象征的意义。那么我们看到历代的统治者王朝，基本上都把它的统治权最终追溯为民心所向、奉天承运，然后天意所在。
这是一个历史古代的版本，但是我们看到中华民国这个构建之后，实际上它的这样的一个天命流转在我看来是引入了一个新的重大的一个概念或者一种力量，就是人民变成了现代的新的主权。就是说从过去的王权承载着天意，具有着一个现代，作为一个古典国家的正当性，转变为人民主权是现在国家的新的天命，而这个人民是在中华民国这个时间段里头真正地开始出场，它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天命，我觉得这个天命是完成了古今之变，而这个古今之变不单纯是中国，我们看到整个现代国家，西方的现代国家从15世纪为界，那么他们也是完成了古今之变的人民主权的转变，而且这个转变又都是经历过革命，我们看到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革命、俄国的革命，都是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革命完成了人民主权的这样的一个对现代国家的构建这样的一个制度的创始和创立。
那么中国实际上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它同样也是遵循着这样一个从古典王制、天命所属这样的一个王权，到一个现在的人民主权的转变。但是问题在于这个主权的转变在过程中经历的革命，我们也经历过革命，问题是这种革命是何种意义之革命，实际上我们看到这种古今之变的革命是有两种，一种是英美式的这种和平保守演进的革命，那么这种革命呢相对来说是一个改良的革命。而法国、俄国、甚至苏维埃建立起来的是一个血腥的革命，是一个大革命，它不单纯是一个政体革命，还是一个社会革命，甚至是一个灵魂的革命，那么这两种革命的路径所导致的现代国家的本色它的实质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中华民国的构建可以说第一个中华民国，也就是说经过武昌首义、辛亥革命到清帝逊位、到北京政权这样的一个所谓北洋时期的中华民国，遵循的是一个英美版的革命的路径，所以这个革命实际上是很不剧烈，它只是一种政治变革、政体变革，并没有产生多大的社会的动荡，虽然我们看到军阀混战，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当时的军阀实际上对宪法还是很尊崇的，对不对？他们屡屡制宪，枪杆子并没有说完全就能够把宪法这个笔杆子完全地打到一边去，就看到那个时期还是英美主导的。但是后来失败了之后中国就开始走入了法俄式的革命，那是社会革命，那是一种真正的大革命，所以说我们历史中，国民党叫做国民革命，共产党叫做大革命，实际上那时候是一个整个天翻地覆的社会的大变革。
通过这样一个社会的大变革，这种革命所建立的一个现代国家，它就完全它的底色，它的诉求，就完全和中华民国刚开始肇始之际的那种有限革命而建立的一个宪制家，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是另外一套逻辑了，那这套逻辑在今天我们还没有走完，还没有完成，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清帝逊位诏书》在中国的古今之变的现代国家的构建中，它所具有的历史的意义、法统的意义，以及融合抵消革命的极端主义而构建一个现在国家的这个意义，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和反省的。只有认清了这样一段历史的价值，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看清正视我们现在所处身的这样的一个另外一个不同于英美革命版本的大革命它所带来的一些后果。
解说：历史承载过去关照现在也昭示未来，革命建国之后，革命的力量该往何处去，立宪派的保守力量与革命之间形成了怎样的对冲，《清帝逊位诏书》中蕴含着怎样的政治智慧，《世纪大讲堂》《清帝逊位诏书与中国宪政之路》正在播出。
王鲁湘：非常感谢高全喜先生的演讲，高先生刚才在演讲中间给我们阐述了，在1912年2月12日那一天在这个紫禁城里头发生的那短暂的一幕就是宣布了一个只有366个字的一个短短的《逊位诏书》，但是这366个字的《逊位诏书》里头所蕴含的意义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整整一百年的时间里头是被严重忽略的。那么高先生现在从一种宪政学的角度重新来阅读这一个历史文献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不仅仅是一份告别旧时代的一个告别书，而且是一个开启新时代的具有宪制意义的一个宪政文献是吧，一个宪政文献，因为里头我也注意到，里头有一些概念性的词汇，它是代表着一个新的历史方向。
比如说像议开过会、公决政体，对不对，这显然也就是当时候的清王室已经在允许大家在讨论废除一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一个帝制的国家，而且允许建立一种议会制度的一个新的共和政体是吧？这种精神在这个《逊位诏书》里头是被清楚地表述了的，因此在这一点上《逊位诏书》不能当成一个旧时代的告别书来看，而应该当成一个新时代的一声初啼吧。
高全喜：对，所以说在某种意义来说带点宣言书的意味。
王鲁湘：宣言书嘛，只不过这个宣言书是由一个被要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个角色，历史角色来宣读而已。
高全喜：但是问题在于对于一个有着传统的大国来说，悠久的文明传统的国家来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角色来说它蕴含的意义是非常之深厚的，也是应该在我看来，也是应该是比较好的，假如是一个革命者来说那可能意义不一样，假如是一个要被杀头，送上断头台的一个被杀头的一个反革命者来说可能意义也不一样，我觉得它这个清帝逊位由它的这样的一个和平转让的角色来说，恰恰说明了我们中国的其来有自的这种政治智慧，对这个民族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些希望的。
就在于我们在危机关头是能够找到一条从容的道路的，虽然就个人对他一个王室来说是屈辱的，但是从历史来说它确实就是中国的帝制，它在最后退出的时候它是光荣的。
王鲁湘：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的革命史来解读那一幕的时候，充满着一种革命的暴虐的不容忍性，对不对啊。但是从你的这个《清帝逊位诏书》您的解读来看似乎这种几千年的文明其实孕养了一种从容的政治智慧，在一个看上去毫无妥协可能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机遇中间，会从容地出现这样一种像政治禅让式的一种形式。
王鲁湘：确实您刚才的解读中间我特别注意到一点，如果按照当时的《革命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那按照这种《纲领》走道极端的话，那就是把满族、满清驱逐，驱逐到哪里去？驱逐到东三省去，对不对啊，那么恢复中华，中华就是当时说明代的疆土。
王鲁湘：对不对啊，那么也就是说革命所要继承的这个历史遗产只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华夏的一部分。
王鲁湘：一个主体部分是吧？这确实会带来严重的问题。
高全喜：是啊，因为所谓的中华民族，中华人民这个概念是在这个古今之变是在辛亥革命和清帝逊位的这个过程中打造出来的。
高全喜：没有这个打造，中华五族共和融为一体的中华民族是存在不了的，你虽然在观念上说从康梁也就是说，从杨度也说，但是它是得不到法统的正称和人民的承认的，但是你通过革命和逊位这样柔和在一起，就使得这个概念不但是一个纸上的概念，它变成了具有着法律力量的，得到了五族人民认同的这样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宪法的力量，宪法的所在。
王鲁湘：好了，我们下面开始进入这个现场提问，就是关于一百年以前的这一幕历史应该怎么评价怎么看，或者有什么疑问的请举手。
现场提问：我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一年纪学生周舟，首先很感谢您的精彩演讲，然后我是看了您，相关您的书的资料之后，当时晚清政府它当时也提出要建五年立宪，但是结果它后来却组成一个皇族内阁，所以很多人后来也开始反对包括一些立宪派的人士，所以我结合我个人经历，我曾经在日本留过学，然后当时曾经有一部分，有识人士他就提倡清政府要学那个明治维新，学日本他们要走立宪君主制，但是为什么后来就是清政府没有包括就咱们中国没有成功地走这条路，没有像日本一样顺利，包括就算如果成功的话，你觉得这条路立宪君主制在中国是否能够走得通？好，谢谢高老师。
高全喜：好，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辛亥革命史中纠结的大家争论最多的问题，因为这里头我们事实是这样一个过程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假如回头我们看如果清帝当时的清政府当时的改革不至于那么蛮横对吧，皇室内阁不至于这么极端，那么可能的中国的历史就会是另外一部，也许，我今天上午在清华大学做讲座的时候还谈到，假如慈禧太后早死十年或者晚死十年，中国历史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回到这个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上来，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为什么清帝逊位它是以转让给一个未来的立宪共和政体，就在于它自己本身是没有自我重新改革的重生的这种内在的生命力的，这一点是正常的，这一点是得到历史认同的，就是说清帝假如没有外在的革命，甚至有外在的革命不是那么剧烈，它是很难完成自我的重新革命的，即便是辛亥革命发生了，它所有的应对也是最后不足以使得平息革命，还变成以皇族立宪的这样一个国体。
但是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你说立宪君主制在中国到底这样的一个意义有没有历史意义，我觉得从现实来说显然它已经不存在了，对不对，实际上当时的一个条款中是给我们曾经留下了一个准形式的一个立宪君主制，有个小朝廷，在这个颐和园和故宫，那么它本来是作为一个文明的符号，文化的载体是可以存在的，假如没有这些历史的这些恩恩怨怨，这些历史的事变来说。
那么实际上作为中国的，我历来是这样看，作为一个历史传统的国家，一个文明传统的国家你有一个虚君共和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符号也未尝不可，那么像英国、日本、那做得多好啊，它是王室只不过是一个文明、文化的象征，大家精神认同的一个承载者，那么我们现在中国，我们除了政治认同国家，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认同我们没有一个实体，认同孙中山的中山陵，我觉得中山陵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文化的悠久、它的内涵的精神力以及文明的这样的一种凝聚力未必有传统的王室，或者王室中体现的那种象征更有凝聚力。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除了《宪法》我自己公民权利责任，再一个就是正常的日常的市民生活之外你的精神的象征是什么，我们读诗、书、礼、乐，那毕竟是非常远古的了，对不对，那我们精神是唐宋诗词，当然是可以，像王先生喜欢这个艺术，中国的书法这个绘画是可以，但是这种政治文化认同我们到哪里去找啊。
现场提问：我想请问一下您，您是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谢谢。
高全喜：我从来没有否定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有正当性的，而且在那个历史，尤其在那个历史阶段，它当然有正当性了，但是辛亥革命本身它不足以建立现代中国，我强调的是这个革命本身是不足以建国的，它是建国的一种重要的力量，但是我们现在对辛亥革命认为它是建国的最重要，直接就辛亥革命建国了，而且其他的是由于不彻底，我认为这个观点恰恰我觉得相反，我认为立宪派是不彻底没做好，没做好不是在于他们不够革命，而恰恰在于他们抵制革命的力量不够有力、不够成熟，不够能够终止革命的这种彻底性。
高全喜：没有形成对冲，使得革命压倒了这样一种保守，守护的力量守护这种传统，以及《清帝逊位诏书》之后形成的那个中华民国的力量，所以正是它的不彻底不在于不够革命，而在于它的对冲革命的力量不够大，才使得中华民国这十年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自己的宪法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对辛亥革命的看法，就是说只是强调了它的一面，把它这一面彻底地绝对化，而没有看到它隐含着的内在的危险性。
不承认袁世凯的这个所谓的北方政权，然后重新改组国民党，然后国民党就开始重新地塑造历史，塑造一种完全的历史，完全地就把清帝逊位、把北洋政府那一个历史全部推翻了，在中山陵、在南京重新叙述一套国民党革命建国的历史，所以我们一谈辛亥革命马上就谈到孙中山，谈到南京政府、谈到中山陵、谈到中山装，谈到孙中山的崇拜，对吧，个人的崇拜。
高全喜：实际上历史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国共革命尤其是国民党自己刻意把它神圣化了。但是我并不是说，由此我就认为辛亥革命不对，辛亥革命错的，我是觉得它有它正当的历史的合理性，只是我们不能够把它绝对化。
现场提问：高老师您好，我是想请问一下您认为在中国当时那种内忧外侮的情况下，当时的改良派和保守派有没有可能建立就是一种政权独立的那种国家，谢谢。
高全喜：那么立宪我就是比较看中，立宪党人在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构建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因为我们看到武昌首义发生了之后实际上它真正能够使得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武汉能够支撑住，那么不在于革命党人多有力量，实际上当时的很多的立宪派纷纷地支持革命，无论是张謇、汤寿潜，纷纷地当时的立宪派已经对皇族这个内阁，已经纷纷地失望，对它的这种改良，它的立宪，这个预备立宪时间之长已经完全地失望了之后，那么非常一次偶然的兵变。
历史上的兵变在以前曾经发生过多少起，都是很简单的给镇压了，但是，武昌这个时候的一个简单的兵变，偶然的兵变那么引起了一个社会的变革，而这个变革中没有立宪派的积极的参与，那么可以说是不足以撼动清王室的。实际上历来革命主义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革命之后怎么办，就像那拉出走之后，出走之后怎么办。
王鲁湘：对，那这样的话就是不行，但是立宪派他们在清帝保守的时候，他们积极地抗议甚至支持革命，当革命一旦烽火燎原的时候，他们马上考虑的是如何使得这个革命不至于导致中国的灾难性的后果，考虑的革命之后，所以他们才策划这个促进了清帝逊位然后甚至支持他们当时曾经反对的袁世凯。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立宪派的作用实际上是非常伟大的，只是可惜的是这一派力量社会基础不够强大，他们力量也不够强大，没有成为中国的那个时代的主流，假如它要是主导力量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的中国的就不是这样的，中华民国那十年的构建可能就会建成一个相对来说较好的现代国家和政体，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
王鲁湘：之前啊有观众问假如中国当时走上了君主立宪的道路会怎么样，这是一个假设，可是历史呢也是无法假设的，但是对于历史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视角和眼光，在不同的历史观下头你选择记住什么和遗漏什么那是非常不同的。这也将启迪我们对未来中国立国之道更深远的思考，让我们再一次地感谢高全喜老师。也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收看本期的《世纪大讲堂》，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世纪大讲堂》再见。
